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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受到宪法约束。

[31]土耳其宪法法院也用类似方法解释《土耳其宪法》中的世俗主义条款，否定了允许学生佩戴头巾进入学校的议会立法。未来可在两个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制度探索。

然而，若要宪法本身成为真正统一的标准，就需要规范宪法的解释方法，防止随意解释。若相关条文选择了规则形式，试图限制自由裁量权，就应严格按照原旨进行解释。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谈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同志，《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23—24页。针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常常出现先斩后奏的情况，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在这个意义上，原旨解释不仅提供了一种方法，也提出了一种伦理。

美国原旨主义发展的一大特点在于改变之前原旨主义矫枉过正、易导致宪法僵化问题，新版原旨主义（如活原旨主义）试图通过解释技术的完善为后世参与宪法建构留出空间。如在新世纪以来围绕美国最高法院可否在宪法判决中引用外国法的争论中，原旨主义者反对借用外国法（特别是欧洲法）来解释美国宪法，认为这种走私行为会破坏美国法律主权，赋予法官挑选外国法资源的自由裁量权。⑩换言之，对绝大多数行政处罚的实施来说，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往往内含于行为的违法之中而没有独立的和实际的意义。

正如罗克辛教授所述：保安处分不是与所实施的构成行为所具有的不法相联系的，而是还与行为人在未来所具有的危险性相联系的。下文将首先对我国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特征进行分析，继而基于此展开对主观归责模式合理性的反思。之所以做如此规定，是因为后者的性质并非处罚，它的目的在于消除危险、防止再犯，在性质上属于保安处分。不能彻底改变主观归责模式，重回客观归责模式。

②最终修改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采纳了这种观点，第3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有学者指出，行政没收具有恢复性和惩戒性的双重属性，具有剥夺不法利益和惩戒违法行为的双重功能。

(56)参见前引⑥，李洪雷文。(20)主观归责论者认为确立过错条款有利于实现行政处罚的目的，只有实行责任主义，才能实现行政处罚的立法目的，维护人的意志自由(21)。(二)主观归责模式的调整与完善真正的行政处罚具有完整的制裁性，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处于核心位置。在刑法上，保安处分的适用便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前提，因为保安处分并不是对行为人的处罚，而是以消除危险、防止再犯为目的的着眼于未来的措施，对其适用主观归责反而不利于其目的的达成。

总的来说，主观归责论的学理基础在于以下三点。①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另一方面，行政处罚主观归责模式不宜适用于非真正的行政处罚。综上，真正的行政处罚应当坚持主观归责模式，但是非真正的行政处罚不宜适用主观归责模式，而应采用客观归责模式，即只要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行政机关便可以采取行政措施。

另一方面，主观归责也是公平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28)综上可知，主观归责论者基于尊重个人意志自决、实现行政处罚制度目的的考量，并且参考比较法的做法，主张行政处罚应采用主观归责模式。

对于真正的行政处罚来说，主观归责模式的适用是正当且必要的。这样的做法无疑会放任违法，影响行政效率，致使公益受损。

1.主观归责模式无需适用于所有的处罚种类主观归责论者认为无责任即无处罚，主观归责模式是尊重个人意志自决的要求，也是宪法乃至一般正义原则的要求。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条款只是作为法定不予处罚情形而存在，行政处罚仍采用客观归责立场。(52)参见徐晓明：《行政许可后续监管体系中的从业限制法律责任：基本类型、法律属性及法律规制》，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同时，为了防止后者被滥用，可以规定当行为人没有主观过错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适用非真正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二者同为国家公权力科处的法律制裁，在制度渊源、法理基础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刑法的规定可以为行政处罚提供一定的参考。(15)江必新：《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法律适用》1996年第6期，第4页。

(48)黄锴：《论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的分配与收回——基于行政处罚法相关条文的展开》，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1期，第82页。正如前文所述，在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主观归责模式往往搭配小处罚模式，责令停业、撤销许可、吊销执照等一般不作为处罚措施，不适用行政处罚的相关法律法规，当然也不适用主观归责模式，而是接受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范与调整。

即使行为人没有主观过错，行政机关也应当采取上述行为措施，因为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或者不主要是对行为人进行惩戒，而是直接地消除危害、排除危险、维护公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条规定的处罚种类十分丰富，该法采用列举+兜底的方式，将具有裁罚性的限制或禁止行为之处分、剥夺或消灭资格之处分、影响名誉之处分和警告性处分规定为行政处罚。

不少主观归责论者在证立主观归责模式的合理性时参照刑法上的责任主义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刑事处罚种类，我国行政处罚的种类更加丰富。⑧行政违法尚没有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严重，其所受的处罚也相对较轻，因此在行政法律责任中一般可不必对违法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作过于繁琐的分析和确认。

与此类似，奥地利《行政罚法》的处罚种类也比较简单，该法第一章总则中规定了罚款、自由罚和没收三种处罚类型，同样不包括责令停业、撤销许可、吊销执照等行政管理措施。(23)参见前引(13)，金成波文。一方面，行政处罚主观归责模式应当适用于真正的行政处罚。⑧参见孙百昌：《试论行政处罚不问主观状态原则》，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0年第7期。

(32)[德]克罗斯·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52页。日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处罚法，二战前日本制定的《警察犯处罚令》《违警罪即决令》出于处罚便利的考量，赋予警察对违警犯科处刑事处罚的权力，(37)但是这一规定在二战后的法制改革中被废止，包括轻犯罪在内的所有犯罪行为的惩处都要通过刑事追诉程序进行。

(29)参见黄海华：《新行政处罚法的若干制度发展》，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对于具有多目的性的行政处罚措施来说，主观归责模式反而可能不利于其适用，阻碍行政目的的实现。

首先，最本质的标准在于是否具有制裁性，因为行政处罚的本质就在于制裁性。(18)参见前引②，杨利敏文。

(59)既有研究中已经有类似的观点，有学者将我国行政处罚的种类划分为预防性处罚和制裁性处罚。由此可以发现，相比于德日等国家，我国行政处罚制度在建立之初就表现出种类多元化倾向，这一倾向在其后的法治发展中被保留和发展。举重以明轻，既然刑法上的保安处分都不适用主观归责模式，行政法上的相关措施更无坚守主观归责模式的必要，应当参照刑法的规定，调整归责方式的适用。参见前引(53)，陈国栋文。

比较法上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主观归责模式应当以小处罚模式为前提。(13)参见金成波：《行政处罚中违法者主观认识论纲》，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

熊樟林指出，行政违法的判定同样需要遵循最为基本的正义理念，将主观归责的技术成本强制安放在行政相对人头上，而不是行政主体，这本身就是非正义的举措，是对意志自由的侵犯(17)。(40)1949年后，违警罚法在台湾地区继续适用和发展，深刻影响今日台湾地区的行政处罚法制。

方军指出，当前世界上出台专门行政处罚立法的四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除我国《行政处罚法》外，其他三部行政处罚专门立法都从正面确认了主观要件的地位。(一)尊重个人的意志自决主观归责论者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必须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为前提，因为理性的主体只对其自由意志所决定的行为负有责任。